吴文光影像笔记之56 | 怀念一个瑞士人：皮特·里克提

（皮特·里克提，Peter Liechti，1951-2014）

吴文光影像笔记56怀念一个瑞士人：皮特·里克提

作者记

5月收到柏林一个出版编辑的邮件，说今年是瑞士电影作者皮特·里克提去世五周年，正在编辑一本有关他的书，其中有和皮特有过特殊关系的人写的纪念文章。编辑说皮特妻子提到，皮特在世时对生前唯一的一次北京之行念念不忘，看我愿不愿写篇文字。

我当然愿意。瑞士人皮特是一个在关键时候对我的影像创作起过关键启发刺激之人，我有话要谈他。

10月写完文字发给柏林的编辑。两个月后我再重看这篇文字，略作些修改。发在这里。看看能不能与那些在草场地结识皮特和他的电影的人激发出共鸣。

吴文光

2019.12

（皮特·里克提，中间者，在草场地工作站纪录片工作坊，2008年9月）

瑞士人皮特·里克提（Peter Liechti）2008年9月23日从苏黎世飞到北京，降落北京的地点是城外郊区一个叫草场地村子，具体地点是一个叫草场地工作站的独立艺术空间。瑞士人皮特是拍纪录片的（他自己后来自称他拍的不是纪录片，是散文电影），他的北京之行是草场地工作站和瑞士电影中心（Swiss Films）合作“中瑞纪录片交流计划”的一部分，即瑞士纪录片电影导演带着自己的影片来草场地工作坊放映交流，并主持一个面对年轻纪录片作者的创作工作坊。该计划2008年开始，2013年结束，持续五年，皮特·里克提是计划第一个先行者，破冰之旅第一脚。

据皮特后来说，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来中国。皮特的一周“中国行”实际就是发生在北京，更确切地说，就是在北京东北五环外一个叫草场地村子中一个叫草场地工作站的院子里。皮特的北京一周，没去故宫没去长城没去天安门广场这些著名景点，就待在草场地工作站院子。我读皮特离开北京回到苏黎世后写的“北京报告”，他写到他在草场地工作站像是“掉进一个修道院里”，在这里感受到的是“中国以它极浓缩的难以想象的形式向我走来。”

皮特在北京一周几乎没出过草场地工作站院子（我记得好像有一次带他进城吃北京烤鸭），白天他主持有超过30个年轻中国纪录片作者和学生参加的创作工作坊，观看这些年轻作者的片子并共同讨论；晚上是他的影片放映，有五部，每晚一部，放映完是讨论。草场地工作站的影片放映后讨论，不是通常影展那种20分钟左右的“Q&A”，是著名的“马拉松式”，一个多两小时是起码的，有时达三小时，甚至延长到午夜，但凡导演和看片的人仍有兴致，就不中断讨论。反正场地是自己的，食堂就在旁边，午夜之后，啤酒打开，继续讨论。

皮特的五部影片，《戒除习惯》、《塞纳的行李箱》、《幸运男人》、《格瑞姆塞尔：目击者报告》、《纳米比亚交叉点》，从内容到形式，对当时的我们属于新鲜奇异的影片，刺激启发出无数讨论话题。每部片子放映后的讨论热烈凶猛，经常延长到深夜。身处这样的讨论现场，感觉站在一条汹涌流淌的大河面前。

我是站在这条汹涌大河旁的其中之一。和旁边那些年轻作者的区别是，我年长，并正在创作困惑中。这一年我52岁，厌倦了之前的“纪录片老路”，茫然于“新路在哪里”。四年前（2004）我完成了《操他妈电影》，类似与“传统纪录片”做了一个“分手宣言”，却困顿在“什么是我的下一步”。

就在我创作的十字路口时，皮特·里克提和他的影片来到草场地，于我类似朝一个溺水者伸出一只手。

我清晰记得，皮特在他的第一部片子放映后介绍他的创作时说，他做的不是“纪录片”（documentary），而是“散文电影”（essay film）。我后来理解，这就是皮特的电影宣言，他明确拒绝什么，清楚知道要做的是什么。

我被皮特电影启发的最具体的例子是他的《幸运男人》，这部片子字幕英译中工作是我做的，先后看这部片子不下五次，可说是细读影片。作者皮特在影片是“我”，影片主角，“戒烟”的内心独白是影片叙事的开始，徒步旅行是贯穿影片的行为，一次父母拜访，一次街头路人观看，一次窗口望出去的遐想，一次河边落日遥望……种种日常，内心翻滚，集合在影片中构成了“皮特的内心世界”。

我读出，皮特通过影像完成一种写作。

或许之前在某个我去过的电影节我看过类似“散文影像”，但没有在我心里激起浪花，可能是我那时心浮气躁，没法安静细读吧。2008，皮特到来，一个安静的人，也许他内心狂野，但面相永远笃定。让我安静进入他的电影。

因为皮特和他的电影，我的创作变化在一年多后有了结果，2010年我完成了与我之前片子截然不同的《治疗》。影片使用第一人称，叙述从我母亲病危住院开始，回忆我和母亲从前的日子，特别是我在“文革”时期的少年成长，我一个在革命暴力斗争熏陶下的人，因为母亲的慈爱仁厚，淡化了“革命暴力”在我心里的痕迹。我母亲最终无法治愈去世，我借助回忆母亲期望获得自我治疗。

《治疗》影片可以说是我受皮特·里克提启发影响的直接结果，由此开始，我的创作走向一条与之前彻底不同的路，一条“全身心拥抱自由”的路。

皮特到草场地那一年57岁，我52岁，两个中年男，各自背景经历可以说迥异，但对我，他类似上帝派来给我创作指路的人，我对他永远感激。

皮特离开草场地回苏黎世那天，坐的是夜班飞机，离开时是午夜12点左右，有10多个人和他一起在食堂吃晚饭，然后一直聊到离开。大家送皮特门口上车去机场，他和每个人拥抱。这个时候我感觉到一向冷静克制的瑞士人皮特的动情。

回到苏黎世后，皮特连着给我写来三封邮件。第一封邮件是到达苏黎世两天后写来的，邮件中说：“我依然还完全停留在草场地工作站的那种沸腾的相遇时刻。在我的生命中，这是一个特别而珍贵的一周！”

第二封邮件，皮特写得更加动情：“回到瑞士已经5天了，但我依然还是感觉我停留在这儿和那儿的某个地方之间。生活在这儿是如此的不同，像你说的：太干净，太‘容易’。所以我想念北京空气的‘脏’。有时我问自己，我在那个地方还能做些什么？是不是在那里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因为在那边，你们每天14个小时投入在草场地工作站。太棒了——虽然是有点疯狂！”

皮特写来的邮件，我转发到草场地工作站创作交流的邮件组。我们在邮件组中讨论“皮特·里克提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我当时写到，皮特·里克提追求深度表达，自由随意的镜头画面，层层递进的影片结构，极具影像专业水准，但完全追求个人自由表达。在当下纪录片越来越成为“社会问题的X光”的代名词时，皮特的作品体现了离开“大命题”的个人表达的自由，可以领悟到，今天时代里“个人问题和遭遇依然是最具体最难解决的麻烦”。所谓深度表达也还是“人的问题”。

除了电影和创作，我在邮件组和大家分享，皮特·里克提还给我们带来了“能量”。在皮特的电影讨论和工作坊中，他的投入、专注和耐心，忘记吃饭和睡觉，随时可以感受到皮特这个人带给我们的能量。我理解的是，他渴望介入到中国的“草场地”现实中，激发出新的东西来。这就是一个作者与社会与现实介入的具体案例，尤其是在如今冷漠功利自私的现实中，可以给我们这些创作者传递力量。

2008年10月，皮特发给我的邮件附上他写给“瑞士电影中心”的北京草场地工作站纪录片工作坊工作报告：“与中国的青年纪录片作者相遇”。原文为德文，许评修（工作坊参与者）翻译为中文。

文中写到我，这一段我最为喜欢：

“已经在第一个晚上，我就发现吴与我在精神上的血缘关系。抛开我们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文化背景，我的心在验证: 我们两人共同捍卫：纪录应是作者的个人行为方式以及其内心对所拍摄主题的迫切要求； 我们共同追求艺术的诚实以及作品与个性的一致性。我们同样喜欢鹿特丹和瑞士尼翁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同样痛恨IDFA阿姆斯特丹电影节。前者是电影艺术及内容的开放式讨论，后者是带有明确政治指向的市场，以及相应的时事主题菜单。”

文中皮特对三部工作坊参与者片子写了评述，这三部片子是，王伟的《我的村子2007》、宋田的《花朵》、王洪军的《贾医生的100个病人》。王伟是2005年开始的村民影像计划参与者，《我的村子2007》是他的第二部长片（第一部是《我的村子2006》），皮特对这部片子尤为推崇，他写的评述摘选如下：

“王伟用的是一个最简单的 DV摄像机，一般情况下都放在三脚架上，很少摇拍。 他的作品大部分镜头都是由大概10分钟长的长镜头组成，有的镜头就像塞缪尔·贝克特剧场里的舞台：一个简陋的空间；几把凳子；男人们穿着冬装；有人激动地进出画面；坐下又站起……事件跟村里的公共事务有关，关系到抗争，关系到村政治。摄像机后面的人（作者）也参加了争执。争吵声愈来愈大，动静也愈大，不久争吵就变得不可思议的高声和高频，就像为政治辩论谱写的一段音乐。

字幕变换的太快，我只能抓住零星的、愤怒的咒骂，例如：腐败……欺人太甚……欺骗……

无休止的反对与赞成的争吵，有节奏出现的静场，使得安静后再次被拍摄到的东西更显得残忍……

一个疯狂般的空镜头，一通地毯式狂吼，没人听对方说什么，每个人都想用高声压住对方。一个协议达成了，政治生活成了一场悲喜剧的闹剧，失望和令人发昏的愤怒呈现在这个镜头中，最终失败前的无望的挣扎，残忍而顽强。

下一个场景又是一个单一镜头：摄像机放在一片冻结的田地里较高的位置上，背景是惯常的无尽的棕黄色的土丘风景。这就是‘舞台’。然后从远处走来一人，人们马上感到他认识拍摄者，这个人被村子里的人打了。当他走到机器的同样高的位置时，他停了下来，并直接转向镜头开始了他长达十分钟不间断的对这个败坏的腐朽的社会的声讨。

他的这种声讨来自他受伤的心，带着一股生猛的失控的力量。摄影者时不时地试着从画外安慰他，但是那男子彻底失控了。他就是想还击，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他已经准备好去死，他不愿也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

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强烈的不可抗拒的愤怒，不论是生活中还是电影里，我都没有见到过这样因挫败和气愤所导致的不可理喻的戏剧。”

2009年2月，一年一度的鹿特丹电影节，皮特·里克提为该年度“导演特辑”主角，有他的五部纪录片放映。按惯例电影节让导演邀请一部其推崇的最新纪录片在“导演特辑”中一起放映，皮特·里克提选择邀请的是王伟的《我的村子2007》。

离开北京后的皮特，不止一次表示，希望再有机会回到草场地工作站，和年轻作者切磋。我们好多次讨论如何实现这个愿望。到2014年夏天，继皮特之后来草场地主持工作坊的另一个瑞士纪录片作者卢卡·谢德勒为他新片再来草场地，他告诉我，皮特·里克提年初去世了。

也是在这一年秋天，“草场地”这个空间也失去了，搬离到距离北京更远的另外一个村子。我和年轻电影朋友们永远没有机会在北京的草场地再次拥有皮特·里克提，但我们还在创作，我们记住了皮特带给我们创作的最珍贵的是什么。

2016年我完成了纠缠我多年（少说也30年）的片子《调查父亲》。我听说，皮特·里克提在2013年完成他最后一部影片，也是和父亲有关，片名叫《父亲的花园：父母之爱》。我还没看过片子，我感觉，我和皮特在“以父亲之名”的影片彼此致意。

2019.10，初稿

2019.12，修改

（2008年9月，皮特·里克提工作坊现场）

吴文光影像笔记